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㈠各位会友,今天是人文友会第七次聚会,今天又有好几位是新来参加的,我希望新来参加的人,以后每次都要来,不要间断,听听总有好处,这里和课堂听课不同,不一定要从头开始,它每次都有相当自足性,多听几次,自然有所了解。平日大家上课,于系统知识上,必求有所得。这里很可以无所得。但如在生活上,大家谈谈,把心思凝聚一下,亦是一种收获,较之课堂上的所得更大,亦很不同。在这里,可培养另一种性情,另一种襟怀,肯定另一种道理,而在课堂上是得不到的。本会用心是在这一方面多一点,了解一种道理,必须靠着一种气氛薰习,时间既久,收效至大。这是特别对新来会友说的一点意思。

  ㈡我们第五次讲的是理智与意志的对立,第六次又讲生命与理性的对立,以补其不足,在西方哲学里,视讲生命的哲学不是正宗的,亦不是真正的学问。这是因为他们把生命与理性对立,不能在这里开辟出真实的学问,但是中国学问却正在这里着眼,开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问。这点近时的知识分子全忘记了。尤其读哲学的人,完全顺西方与生命对立的理性一面走,对于生命完全轻忽。因此不得不流于形式主义、技术主义。哲学上是如此,文学上亦然。大家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诗、小说、戏剧,都读了好多。意识上对于文学的观念,完全是西方文学中的那些观念。中国文学亦有它的一套观念(基本范畴),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这种中国式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文学观,近时知识分子也完全接不上。中国文学中的生命,是不与理性为对立的,这是跟中国儒家学问下来的。历史方面,西方人对于历史亦有它的一套基本概念。他们的历史由神话开始,以英雄传记为主,近代治史,则有所谓科学方面,全流于外在史事之铺述。这也影响了中国人。中国对于历史,则由史官说起,史官纪事是很严正的,所谓董狐之笔、春秋之笔。下届太史公,有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套概念,近人也接不上。近人治史,完全停在科学方法所成的考据上,与生命脱了节。这完全不是中国以前讲史的态度。大家试看,近数十年来,中国人对学问的态度,在哲学、文学、史学上所表现的,完全是向西方的「学问模型」看齐,对于中国的「学问模型」是处于否定的地位。我们这个聚会主要用心就是想在这里点醒大家,想开出学问的新途径,克服这个对立,再来一次否定,就是所谓「否定之否定」。这个受苦的时代,实在是使吾人已届超转的时代。根本关键是对于生命的正视,由此悟入中国圣哲所开出的真实学问。哲学应当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重新调整,文学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培养其灵魂,历史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转换提高其心灵。以前朱子为什么说「先读经后读史」,只有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才可明白。我们这许多年来讲话,主要线索是告诉大家先认识西方的这种概念,而后再翻出来认识中国学问是什么,西方所谓的学问,只是外在的知识,与生命无关。中国所讲的学问,以前的人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现在的人都不当做学问,把过去的都忘记了,既已忘记了这些,则看文学哲学历史,都和过去不同是当然的。我上次后段所讲的讲词里特别提出这点来要大家注意。大家须知中国所讲的学问,即明明德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终究是真实的(心灵、生命、物质这三概念都是真实的,是最基本的存在,必须承认,必须肯定),是基本的存在。如不了解生命,只知外在的事实(材料),并不是真了解历史,要了解历史的真实性(reality),非通到生命不可。如以生命非学问对象,则对于由生命来的历史文化如何可以了解?所以我说对生命与理性的积极认识,是学问上顶重要的关键。这一点转过来,则我国文化生命,将有无限之发展。这样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我上面的话不是无根的。只要大家目光一落实,即可对照出来,兹以学哲学的为例:金岳霖先生是读西方哲学很有成就的人。但他的造诣只是停在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以及近时实在论的立场。对于西方学术的大传统并接不上。本来在平时念哲学的人,只容易接受逻辑数学的一套概念,只是理智的,最不喜欢讲生命、文化。根本就没有文化意识。今天在台湾,如你不造反,也没有那个管你,这便是所谓自由中国。但在今天大陆上共产党那里,如果还是这样,那就不行。你不管他,他却管你。知识分子一见共产党的一套理论,看看也言之成理,于是由这一套理智的理论,转成那一套理智的理论,也就可能了,这要是没有根底,是抵不住这种压力的。如一动摇,那就坏了!金岳霖先生的自白书,我看过了以后,使我发生无限感慨,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论科学以上的学问。共产党看清了时代的风气是虚无主义,没有着落,他却不允许虚无主义,一定要你有肯定,有着落(当然它最后是个大虚无主义)。金先生平常只是作逻辑思考,他所注意的是逻辑的形式,只重「如何」(how),不重实际的肯定。把一切看做是形式上的问题,当技术问题来处理,所肯定的只是这个形式;至于实际则不管,即不加肯定。例如「吃砒霜可以致死」,只问「吃」与「致」之间的关系,死不死,那是另一问题,则不管。《庄子•秋水》篇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其中亦含有一种「假然」的逻辑关系,但是透过这关系而看那真实性的「道」,却不在其考虑之列。凡讲逻辑的,总是只讲逻辑的「形式」,并不问「道」。中国过去的人却要问「道」。金先生说他与唯心论斗争了几十年,这并不因为有没有「心」,乃是因为唯心论在逻辑上说不通。他的兴趣只在逻辑上之通不通,不在直接去正视那实际世界中的「心」。所以他觉得抗战这种事,在他的意识里、生命里,并不起什么作用,看不出什么道理来,跟着到后方去,不过是随大家走。试想一位哲学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为了生死存亡,抵抗日本的侵略,竟看不出道理来,看不出理由来,这是什么缘故?若照他的说法,试问还有什么理由去打日本,去杀汉奸?他自白书的这些话,共产党并不能叫他这样写,也不会了解这些,他是真正的反省到形式主义、技术主义的本性。因为抗战的道理及其价值上的真实性,并不函在他的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里。我看到他这层意思,真是触目惊心,感慨不已!我觉得这是当前的一个极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透过形式接触真实的问题,也就是生命的问题。金先生当然也肯定「真实」,但是他的真实只是肯定现象,科学的自然对象;并不是意义、价值、生命这种真实。他在这里完全无所感。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竟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人心未泯,安能无动于衷?知识分子在此必有一转,如有忧患之感、切肤之痛,可以一转而归于中国的学问路上来,则是中国的大幸福。如一转而堕落到共产党的路上去,那就是中国的大悲哀,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悲哀。我过去的一篇文章,即在说明我的这种意思,希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觉悟。可是在台的知识分子,仍未了解这层意思,仍旧被陷在金先生的那一套形式主义、技术主义、虚无主义的圈子里迷而不悟。我并不是无礼责备前辈,实在是看到这是时代的一个大毛病!现在我们要肯定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们要对抗日战争有肯定,要知道它的道理,我们在外在的逻辑、数学、政治学、经济学方面,通通找不出它的道理来,只有在生命的学问里才能看出这里有一个真理!绝不是情感的冲动。这是根本问题、是立场、是态度。这是永恒的、绝对的。因此,在西方要有耶稣,在中国要有孔子。即是要有肯定、有立场、有态度。即是所谓天变地变道不变。现在的哲学家却于此茫然,连中日之战这种大事都无法肯定,试问哲学家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道理?这个时代可以使我们了解好多道理,所以说这是大时代。我们须知抗战是情感、是生命,也是理性。但这里的情感,并不是寡头的情感。我从这里逼出道理来,使你了解中国学问,从中国学问里转上去。

讨 论:

㈠吴自甦问:从「事法界」进至「理法界」作何解释?

先生曰:
  现在的人讲学问,只从科学的态度讲,只论「事」(event),没有「理」(reason),没有「体」(substance),没有「力」(force)。过去古典的物理学者,都讲这三者(理、体、力),自从爱因斯坦以后,则成为三无(无理、无体、无力),现在讲「国家」的,认为国家也不过是一个社团,并无综合理性上的根据,总要把它往下拖,拖成事务上的关系而已。今之讲「自由」,只下定义,认为自由是 liberties(多数的),只成为外在的,不讲 freedom,认为 freedom 是抽象的。其实 freedom 是从人格上讲,道德意义上讲的。讲自由,不从人格上讲,而只从外在的权利上说,其自由只成了享受上的自由。这即是科学态度的结果。科学虽可贵,但在这里这种科学态度却成为可厌恶的。契尔克卡德(Kierkegaard)说:「数千年来,人们皆实践了爱,诗人歌唱了爱,只是十九世纪的教授,则想为爱下定义,以便配合到他那严密的逻辑系统里。」这是说将「爱」变成外在的、客观的,即将爱推出去了。这是只有「事」,没有「理、体、力」,所以说要从「事法界」进到「理法界」。意即讲学问不能只从外在的「事」上讲,要进到内在的「理」上讲。

又问:何谓以理生气?

先生曰:
  所谓以理生气,是指中国所讲的良知之理,「天命之谓性」之理,才能生气。逻辑数学之理,并不能生气。

㈡陈问梅问:思想、观念是否为环境决定?

先生曰: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这在认识关系上是可以说的,但「意识决定存在」,是从实践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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