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理智、美学与道德意识

  各位会友,上次讲怀悌海之学的大体形态,一是美学的,一是理智的,其主要精神实不外此二面。而其学之底子是物理学、数学、生物学,此表示其学之形态缺乏道德的成分(学术系统大体不出道德、美学、理智三面)。故其讲文化总不透。

  理智与美学的成分实到处表现:如从生活情调与人品上讲,魏晋人即表现美学的与理智的形态,即两汉人物如张良、郭林宗等皆属此类型。从学术上讲,道家与禅宗皆显极高之智,而其到达最高境界时,亦即是美学的。在西方希腊文化之情调也彰显美学与理智两面,而道德则不显。吾人可在希腊人之思想系统中看出智的成分重,而到最后即总带上美学的成分。希腊哲人特注重几何形式与数学秩序,是首先把握智,再提高上升即生出一美的欣趣在其思想生命背后鼓荡。希腊文化传统虽未必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但产生科学之最根本的精神却是希腊的。而今天中国人了解科学,却不从形式(逻辑、数学、几何皆是形式的)一面去了解,而是透过杜威辈的实用主义从实质的功用一面去了解。此实甚卑陋。在西方近代哲人中最能了解希腊科学之大传统的是怀悌海,他确能将希腊科学的高贵之灵魂透出来,怀氏实是一能继承希腊科学精神者(真正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也能保持西方科学传统的高贵性纯洁性,而不受时代精神之影响)。近代科学精神则是无限的追求、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征服,无限则不圆满不整齐,是数学的无限拉长线,故近代科学精神是一量的精神。而希腊人则喜讲有限,有限是圆满整齐。如几何即有形式之美,其图形也圆满整齐,所以希腊人的基本灵魂是理智的美学的。〔在某方面讲,共产党的基本灵魂亦是美学的理智的,它代表量的精神。量的精神对质的世界(人文世界)发生流弊时也表示一步解放,美有质的美,也有量的美,在共产党的生命里实有一量的美的欣趣在鼓荡。质的趣味是色相,色相可以是坏,共产党之要打掉它,而返于原始之粗犷,割断一切求大洒脱,自也表示一量的美之欣赏,而其机诈谋略与冷静,也是智(虽是穿凿之智)。萧伯纳尝说:世间的文字除电信号码外,皆有秽亵的成分。此实是聪明人之言,盖一切文字总有人之情感心意质的成分渗于其中。故若不雅驯,即是不干净。最干净的,只有数目号码了。而号码是纯量的。共产党之反人文,盖也有故。而共党之魔不易克服即在此等处。要克服它,先须自己打扫干净,在道德上超过它才行。〕

  美学与理智二成分,在中国则历来无恰当之表现。魏晋人的风流潇洒固表现生活情调之美,但实是不健康的。道家佛家对人生甚冷,缺少道德感,故儒家以异端辟之。唐君毅先生有一篇论科学的限制之文章,即曾提到「智」在中国未能恰当表现。(其恰当之表现应在逻辑数学科学)。智既无用武之地,乃内收转而用于人事上,故体会人情之深无如中国人者,而其坏处,即表现于人与人间之勾心斗角,其机诈阴谋用于政治上,即依附于道、佛。故历代打天下者,其阴暗一面总为和尚道士,其阳刚一面则为立法制度辅政安民之儒者。儒家之所以为正统,即在其能提出「道德」以做主。皇帝伸大义于天下,固不能一味阴暗也。但中国人之智总无用武之地,不得其所,智必用于逻辑数学科学,方是正用。故从学术上说,智之最恰当之表现是在希腊之大传统(吾人称其为学统,儒家代表道统。在西方,耶教为道统)。智必求有正确之用处,否则两眼看人,尔诈我虞,必滋生骚扰。故人最好能相忘。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相忘即是彼此放心,能放心即能相安而可无为而治。

  是以科学之可贵,即在其使人之智有正用,有挂搭处,而能造出成果。故了解科学产生科学,须有高贵之灵魂。西方哲学家大体皆能把握此一点,而以怀悌海为最好。因其学问系统正表现理智的与美学的,但「学统」只是人文世界之一部门一成分,而非全部。综起来讲历史文化,即须逼出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不够,即不能讲历史文化,也不能有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爱因斯坦说:「亚力山大可以不知,而牛顿三定律则不可不知。」盖科学面向自然,求永恒之律则,以满足人理智之追求,而又远于人事,为非人文的,故比较洒脱干净而单纯。而历史则是具体的、实际的、变化的、又是人事的,此非科学家之所喜。故讲逻辑数学之人,大体皆不能讲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人类奋斗创造的,故不知艰难困苦,即无道德意识,因而不能讲历史文化。现在之历史学者徒知发掘史料考据史事,不承认历史法则历史精神。他们不但毫无道德意识,且无理智的美学的趣味,实干枯之至。故此种人最卑陋乏味。(以前张君劢先生尝言阎若璩虽为一代朴学大师,然其人最庸俗卑陋,毫无趣味,人之不可久与死材料为伍,此可想见。)科学虽也研究无生命之原子,但原子之动则形成一神秘的宇宙。此宇宙之奥秘,又可由数学公式表现出来,即原子电子能服从数学公式,故物理学派到最后是机械主义,而数学派到最后则是神秘主义。量子论的小宇宙的物理学与相对论的大宇宙的物理学,就靠数学公式而通在一起。故科学的最根本之精神是理智的美学的,怀悌海之学最能表现之。唯要讲文化问题则必须道德意识强,然后才有历史意识文化意识。怀氏讲文化是从科学方面讲,此相应西方之历史社会固亦可以讲,但总不透。而近人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学者最推崇汤恩比,而大骂斯宾格勒,此实表示中国人思想智慧之贫乏。汤氏与斯氏实有小巫大巫之别。近人之智慧不及,遂见小巫而不识大巫矣。

  顾亭林当年最推崇朱子,朱子在美的欣趣、道德的意识、理智的兴趣三面皆甚强,其学问最踏实,一字一句皆往复宛转体会,其具体的解悟力实极高。然朱子之门庭不开,无大弟子,盖其学自我开之,自我封之。他留给弟子后学的只剩下训诂一面。故结果皆落在知解的智上,不能光大其学。此其缘故,一是朱子之道德意识太强,一心严防圣学流入异端。以其戒心太重,遂无形中对弟子多所挫折。一是象山对朱子之影响甚深,他总以象山近禅而反对之(此也是其认真处),但又不能化之,即不能超过之,实则,要提高道德意识,必如象山般讲才行。故朱子也谓「子静门人,皆有气象可观」,人之表现美学、理智、道德此三面,须看各人之气质与根器,人总要立志,要企望高处。西方人大体表现美学与理智二面,而道德一面即不够。如罗素即如此。近人于道德一面最为薄弱,但皆能有所成,即因「智」有正用之故。要讲历史文化固必靠道德意识,但纯是道德意识强也不能讲历史文化,如朱子道德意识即太强,故其《通鑑纲目》无趣味,人不乐读。道德判断是当下的,不能脱离道德主体,因每一事总要有人负责,但历史是一条流,是通变,过于严紧苛责,总不行。然而本源抓不住,也不能讲历史,故朱子责浙东学派为枉尺直寻。是必以孟子为迂阔,而苏秦、张仪则果然大丈夫也。古代贤哲中唯王船山能讲历史文化,其《读通鑑论》、《宋论》诸书,皆不失义理之正,而成为中国论史者之绝响。即因其道德意识强,而于道德与历史文化之具体解悟力亦极高之故。

  以上所讲,乃是一些法眼,可用以批判自己,衡量人物,以各还其所当。我了解这些很早,求学时即有影子在心目中,那时我觉得北大清华一辈人皆甚聪明,但经过几次世变,即见出他们根本无道德意识。我们之对他们有所责备,即是对时代而说话。我们生命意识里何以有此道德意识之根,此固是各人之生命气质与根器问题。大体农家子弟这一面总较强,所谓「朴实」即是一道德意识,故曰:「刚毅木讷近仁。」而世家子弟与都市中人则皆有理智与美学之欣趣,故伶俐风雅,巧言令色。而其道德则皆是习惯的,是伪道德。非真正从内在意识发。共产党最鄙视此种人。我们反共必须刚拔正大,承继正统,共产党最能重视正统,认识正统;但正统与它针锋相对,它怕正统,故要大力反对正统。时下人也天天反正统,正好为共党铺路。我们友会所讲即是对着共党魔道与灰色的时风而说话,能通时代问题,即能接得上正统学问。二年来我讲的这些话真如象山所说是从天而降,自肺肝中流出,故诸位要立志,志气非常重要,人不可自限,任何限制不能约束我们。今天是共产党占上风,而拨乱返正,则责在吾人,今后之思想主流必从我们这里开始,是须大家轩昂奋发,承担责任。

  下次起我们将讲明怀悌海自然哲学中之一些重要观念,供大家对此一在西方代表地道(希腊哲学到德国之理想主义之大传统代表天道,存在主义之学代表人道一面)之学问,增加一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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