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唐君毅先生讲「人学」

  民国四十五年八月初,唐君毅先生首次由港来台,曾应牟宗三先生之约,参加人文友会主讲一次。当时由我担任记录。二十年来多次亲聆唐先生的教益、讲话,这是唯一存留的记词。现原稿墨色已淡,唐先生亦遽尔谢世,敬特重新抄录,寄《鹅湖》刊出,永留纪念。
        六十七年二月八曰 仁厚谨识

牟先生致词

  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五十次聚会。两年以来,我们的聚会讲习从未间断。而其中最关心我们,最鼓励我们的,就是唐君毅先生。唐先生虽远在香港,但由于唐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系念,所以地隔千里,也如在眼前。这次唐先生随港澳访问团来到台湾,大家正好藉此多聆教益。兹乘人文友会聚会之期,先请唐先生讲几句话。因为唐先生今晚九时还有重要宴会必须参加,所以将聚会时间提前到七时半开始。另外,刘校长今天也到我们友会,还带来点心西瓜,应先致谢。现在,就请唐先生为我们讲话。

唐先生主讲

  今天很高兴能与诸位见面谈话,七天来日日随团参观,连和牟先生叙谈的机会也很少。每天观光,因而精神散漫,好像凝聚不起来的样子。天天见很多人,但彼此都只在感觉上存在。今天到了友会,才使我精神收敛凝聚,回归到自己。我本来只想来听,仍由牟先生讲。这样将更好,更能达到收敛凝聚的目的。但牟先生一定要我讲。我也没有准备讲一个题目,而许多要说的意思,牟先生两年来都已对诸位说到过。我在思想上与牟先生无大差别,只有时说话方式不相同,顶多也只是著重点不同而已。

  我与牟先生分别已经七年。依生物学的说法,人经过七年,身体的细胞全换过了。细胞虽换过,人当然还是这个人,而且思想亦没有变。但精神上则似乎如梦如寐的样子,心情已与以前不同了。这心情不太好说。但内中有许多感慨,而这感慨亦一样不太好说。譬如办新亚书院,因为兼教务,经常要参加社会上一些会议与活动。这些事情实在不能与自己理想一贯,但有时要适应、有时要周旋。通常我总在晚上静坐一、二十分钟,使精神凝聚一下。故七年来尚未怎样堕落。新亚书院自然也照一般大学教育来办,但做学问是否也像办大学一样来做呢?照现在大学里学问的观念来说,我想是不够的。如文学、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等等的学问,当然各有它的价值。但其为「学」,实际上皆由西方 science 一观念而来。科学知识是指有系统有条理的知识,它要将理性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客观化外在化以成为一个对象。譬如历史,必将它摆在时间之线上,以指说在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史实必成为对象,然后历史才成为外在的客观的知识。其他社会科学也要将社会变为客观外在的对象,然后才成为知识。当这些外在化客观化以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抽空了。如我在此讲话,我的身体是这血肉之躯,讲话的地点是师大会议室,讲话的时间是八月十一曰,讲话的对象是你是他等等一个个的人,这些全部是外在的。一切都成为科学知识以后,我们的生命即将完全抽空。在此,知识本身便有了一个危机。但这个危机还不是一般所谓科学知识的误用(如原子知识之误用,造成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等等),而是它将人生化为外在的东西,使人的生命抽空了。成就知识使之客观化,当然也表示自我的扩充以获得一解脱、一超升。所以知识不容否定。但我们不能陷在知识里,使精神也外在化,而造成自我分裂。一个人自我分裂之后,精神感觉敏锐的人,必将感到无边的空虚徬徨,必须在科学知识以外,另有一套学问而后可。牟先生在人文友会与诸位所讲的,就是这一套学问。

  两、三年前,牟先生约我同时在新亚也开始讲。但因事务繁杂,始终未讲过。到今年上半年才开始定期与几个学生讲过几次。这套学问我名之曰「人学」,是人的学问。是要把外在客观化的东西重新收回到自己来。这也就是牟先生所常说的收回到「主体」。这「人学」,不能说它是人类学或心理学。因为人类学与心理学还是把人作对象看。人研究人类学心理学时,固然是以人为对象,但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并未把他「自己」放在对象之内。在此我们要问:研究人类的那个人、研究心理的那个心理,他个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之本身又如何呢?此即显示人自身之另一套学问。学这套学问完全是人自己的事,任何人帮不了忙。它是个体存在本身之学问。就像饿了,除非我自己去吃饭,任何人不能对我之饿帮忙。这套学问,或者在我自己心上能觉悟,或者一无所有。如心性之学,前人得了,但我们自己不得,也就沾不了前人的恩惠。这是无所依攀,是自己与自己面对面的地方。这种学问与使用抽象概念的普通知识不同,它不是将概念摆开,或将概念连络起来就能成就学问的。这种学问的语言不是指示式的,也不是宣传式的,而是启发式的。指示式的语言只要指一对象即可,宣传式的语言也可用来说服或暗示,而启发式的语言则必须清楚,必须找出一个东西以供印证。所以它随各人之具体生活而有不同,并且最后还要将此语言收归到自己才能了解。同时,说这一类语言,也可不说完,而可有含蓄、有保留。这种语言也不能严格系统化,而须随事而因应。这番话我在香港曾经讲过几次,意思与牟先生所讲大体相同,只是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当时也曾有记录,将来印出来可以寄给诸位。这种学问有其领域,但它不同于哲学,只能说它是心性之学。但又非心理学,而是人性的学问。从此学下去,就是古人所说成圣成贤的学问。通常也说它是完成人格的学问。但说完成人格,容易与心理学说的人格观念相混淆。对心理学上的人格观念,我素来不喜欢。它是外在的讲,我们是内在的讲法。这表示完成人格之学必扣紧圣贤学问,或西方基督教之灵修与佛教之禅宗而说。绝不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格观念去了解。

  这套学问从个人自身再通出去,从一个人通到另一个人,则伦理学也要重新讲。在西方,道德精神总不显,而中国讲道德,则最重伦理。在早年,我并不喜欢伦理的意思。如在从前我写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中,即以自我之超越为道德之根据。这七、八年来,始知伦理之意义非常深远。离开伦理,个人固然亦可有高卓一面的道德成就,而令人尊崇仰赞;但只有在伦理关系中(如朋友、夫妇),才有互相内在的意义,才有最高的道德。这几年在香港,常常念及自己的师友、家庭,乃知与我有伦理关系之人为最难忘。因此,遂对伦理的庄严深厚之意,有了深切之感触。直接的五伦关系,我们有许多地方尚未能「尽分」。如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关系亦皆未尽其分。因此,人伦的道理仍然值得讲。我近年来对此深有体会。从这里再推出去,如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自是客观上的实践。但它仍然只能是人分上的事。「知人」而后能「论世」,所以我们不能没有知人之学。(此与一般所讲的处世哲学不同,平常人所讲——如马尔腾,乃教人如何获得人之好感、讨人欢心,这实在只是权术哲学,不足以言知人论世。)中国古贤有这一面的学问,但不好称它为科学,也不好说是哲学。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直觉,其中有一种修养的方式。知人之学,也不一定讲出一套道理。真正知人,不是为了要得知识或要用人,而是「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所以,此「知」之本身,即有一价值。人与人固不应误会,而当互相了解。社会上许多冲突,皆起于不相知。所以人与人是分离的,通不过去,就像水之有阻隔而流不过去一样。知人必须要知心,要有知人的智慧,在这里就含有工夫的意思。凡是需要通过自觉和用工夫的地方,就是学问的所在。学问不宜局限于一小圈子,应该要扩大,否则,有时会感到没有学问之存在。由这知人之学当然还可以产生许多价值。如事业是人做的,但必须合起来做。而要人合起来便必须先知人。而现代的人将人合起来,是用一外在的力量。譬如靠一共同目标之组织等等。然而,人与人要真正的合起来,则需彼此知心。人与人知心,可以开拓个人的生命与胸襟。而当前这个时代,正需要一种「扩大的友道」。讲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还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这必须以道通之。如我与牟先生,从时间上说,分别已经七年;从空间上说,海天茫茫,地隔千里。而我们在心灵上却是最近的。因为有道以通之,时空的阻隔便可以化除。人有时很孤独,需要同情的了解与安慰。但别人总不能分担他的孤独。我们通过师友之道,则仍然可以帮助他,而使他觉得并不孤单。牟先生友会讲习的这番精神,也犹此意。上面说到现代人是用一外在的力量将人合起来。就民主制度言,本是要建立和成就各种社会组织,但任何组织还是靠一个抽象的公共的目标来联合许多人,而不是这个人与另一个人真有精神上的互相内在。所以一个人尽管有许多同学同事,事业上也有合作者,但他仍可有孤独之感。如我们同时呼口号,声音是一个,但发出此声音的,仍然是一个一个的各个人。即如诸位来此听我讲话,也仍是靠一抽象的目标,我们初次相见,仍未必已到互相内在的境地。再如社会繁荣,在繁荣中仍然是寂寞。人住在最热闹的市街,但来来往往的人始终是陌生的,结果仍然是无边的寂寞。在这里只有师友之道可以安顿人生。人也常说宗教可安顿人生,但人求上帝求佛时,事实上正是他最无人了解的时候。此中有无限的悲凉。一个人面对上帝是悲凉,有二个以上同信上帝,他便算有了同道,而可以不悲凉。而二人以上,便正构成「伦理」的关系,所以师友最重要。这最能显发伦理之精神意义的师友之道,是直接安顿人生之处,是德性表现的地方。

  各类社会组织是一「方德」,是由许多线纵横交织而成。但它不能使人之精神有一周流融通之处。在此,只有靠师友之道。要成就事业,当然要组织,这就是建国的问题。近几年也常感中国建国问题的重要。而牟先生则在十多年前便正视了此一问题。人学,对自己是成就人格;进而求知人,是要使伦理关系各尽其分;再向外通出去,便是建国。建国的事业需要科学知识,但建国的精神则不在科学里面。对中国而言,建设国家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甚为重要,但首先必须提撕建国的精神。中国未来的政治一定走民主之路,此无问题;在这里不好退却,有许多观念也不好违背。就这一面讲儒家的学问,也可有不同的理路。不过在政治理想上,古代的观念是显得不够。董仲舒尝有「仁君正己心,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之说,此便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期其「光被四表」,但这毕竟不够。其根本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导人物之担负太重。此意牟先生常说到,但现在无人了解此意。所谓担负太重,即人民之精神为君主所涵盖,而人民之精神不能涵盖君主。此中实有一大委屈。结果君主之仁爱,也成了天罗地网。而民主政治,则在此前进了一步。它不独是「仁」的关系,而且是「义」的关系。民主政治的根源实在于此。可惜现在的从政者仍然是往昔圣君贤相的意识,而又欠缺古人那种道德意识的基础。结果便成了官僚集团。另外一些人则未认清民主的本性与自由之真谛,而成为飘游的个人自由主义。这两种意识,皆所以阻碍中国民主建国之成功者。自从共产党占据大陆以后,人们对于此一问题当能见得明白,而可看出中国社会毛病之所在。但我与牟先生讲学问,总从大处根本处着眼,而不取时人针对一点一点的弊病而批评之、反对之的态度。因为那样容易使精神散漫,不能凝聚。诸位于此不可不慎。中西文化在互相冲击中自然产生了许多弊病。民国以来,青年人喜好革命,看见黑暗腐败就要去反对去打倒。革命当然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但今天中国的青年则应该回转来反求诸己,不好一往的向外批评、反对、打倒。记得胡适之先生在北平三贝子公园的列士纪念碑上,曾有二句这样的赞词:「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然而,我们的生命不要只成为炸弹。炸弹是毁灭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我们至少要做一个照明弹,以毁灭自己来照耀天空,光明大地。而最好则必须是灯塔。灯塔照明了黑暗的大海,使航行的轮船分辨出方向,避开礁石而得到安全。而灯塔自己且又是长明的。人也要在人世间做一个灯塔,既能照耀人间、指导人生,而且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永恒的光明之存在。总之一句话,培植自己比向外寻找缺点来加以反对批评,实在重要得多。

牟先生讲话

  刚才唐先生已将我们人文友会的精神,与我们讲学之方向,重复地讲了一遍。为使大家更能把握唐先生所讲的要义,及其发展的几个关节,我再简要地重述一下。唐先生首先从学问之性质讲起,说明学校里的学问是以科学知识为主,乃由西方 science 一观念引下来。进一步指出科学与知识以外另有一套学问,此即成圣成贤之学问,也就是德性之学。由此德性之学往外通,就是正视伦理关系,是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在此再点出人只有在伦理中,乃能精神上互相内在,周流融通。所以「知人」甚为重要。知人才能讲师友之道,才能扩大友道精神,由此再通出去而说建国的问题。指出建国总不能从组织一面去想,而须把握住发出此组织之精神。这就是近代化的问题。近代化不是一时间观念,它有价值之内容。我们要正视近代化之内容,不能只是外在地去看它。绕着建国的问题,首先,人本身必须处理自己,安排自己。在此,人当该用点心。要把精神收回来,不要两眼只朝外看。先要建立自己,要自己通体透明,全体放光才行。现代人最喜欢讲作用。你讲学问,他必问你有什么实际效用,此最无理。实则要讲作用,必先求自己站得住。一个人真能在学问上站住了,便是人世间无限的大作用。他就是一个积极的存在,就可以直上直下立于天地之间。我们不要总从作用处想,自己还不能站起来,如何能讲作用?人常说要做中流砥柱,若站不住,如何成其为中流砥柱?唐先生教大家要做灯塔,灯塔也不因为讲作用而去这里照照,那里照照。它只是矗立大海之中,永恒自明。而其光芒亦就自然能照耀海面,指导轮船之航行。唐先生今曰所讲,极恳切,极中肯,希望诸位会友切实用心。

唐先生讲话

  我自己讲话总很散漫,承牟先生用简要精当之语,才使刚才所讲的线索显出来。在我讲时却不自觉,人若多一个自觉,即多一分意义,这很重要。在此,我应该谢谢牟先生。下学期起,牟先生将离此赴东海大学教书,也就是说要与诸位同学离得更远些。但我们曾说过,人的精神要超越时空,即使隔得远,仍然如在眼前。另外,希望诸位安心读书从学,在此乱世,台湾是比较最宁静的地方。在香港则不行。那里风吹过来又吹过去,草木不能生长,实在不好做学问。诸位在台湾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就该多用点心,精神上要多凝聚。这也是牟先生所说,要求自己站得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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