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逻辑的我与道德的我

  ㈠我们这好多次的讲法,都是注重疏导,希望一层层的逼上去,找到立脚点(即所谓立场)。从此翻出来,再展开来,和一切接上去,然后才能有文化理想。不过,这需要把精神凝聚起来,从内在深处发出来的力量才是。马克思在英国图书馆里闷上了多少年,他所发出来的大套思想,力量多大!讲学问须和生命接触,须发于独,不能纯从客观事物的排比上发。我们现在总要常存悲悯之感(即cosmic feeling),要有时代意识和文化意识才行,这是把多次来所讲的总起来再说一说。

  ㈡今天我再顺着上次王道荣同学问的问题,我曾说到「道德的我逻辑的我都是先天的我」,这层意思再详细为大家讲一讲。我这几次的疏道,即是要在生命中有一个肯定、肯定普遍的道德心灵,消除理智与意志的对立、理性与生命的对立。生命有生物的生命,有真实的生命。所谓最后的立场,即是在生命中提一下,肯定普遍的道德心灵,这即是 Kierkegaard 所说的「主体性即是真理」。主体上才有决断,才有肯定。这一个肯定、一个立场、一个态度,即是真理。这是真实,不是虚幻,这也就是真我。而生理的我,乃是假我。认识了真我,才认识生理的主体是假我,才能杀身成仁。若从生理的主体进一步而讲到意识与情感之流里的我,这也是假我,这是心理的我,亦即经验的我。这是主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没有普遍性。若以普遍的道德心灵为主体,则是客观的我。陆象山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此心同,此理同,即道德的我。这是从仁义之性上说的,这即客观的意思(这里的客观和客观对象之客观不同)。是以「理」与「法则」来规定,它本身全是「理」与「法则」,所谓道德的我,即完全是由心灵之理性化与法则化而成,所以说「此心同,此理同」。(逻辑的我,则整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而成。)这非要从生理的主体与心理的主体纠缠一关中解放出来不可。这种生理的与心理的纠缠,即佛家所说的「生死海」,即「真我」(普遍的客观的我)没有透露出来。从前理学家讲学,总是要将这真我透露出来。这即是耶稣所说的「这就是光」。这就是生命之依靠。有了这个,才能有古人所说的「壁立千仞」、「八风吹不动」。过去理学家,都是用心于此。至于逻辑的我,中国从前却未注意及之,因为中国不甚注意知识。这在西方讲得比较透彻,但也不是所有思想家都能接触到这点,只不过是某些学派的思想家达到这种境界。例如英国经验主义的洛克、休谟、米尔,直到罗素,这一派的人所了解的我,都是经验的我。罗素虽讲逻辑,但他不向里收,却是向外推出去了。他只向心理学上看主体,即由感觉、知觉、想像、联想、记忆而言。(讲心理都是与生理连的。)由此也可进到理解(understanding)。但真正之理解还不够,这只能说是经验的理解,并不是逻辑的我;还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光是经验的我、主观的我,则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不可得。我们若是不向外推而向里收,再从主体上透进一步,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理性主义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这个「我」,即是「逻辑的我」。我们须知我们身体的我,乃是经验的我,变化无常,并无客观性与普遍性。他从「思」上说我,是以思想为主体,不是以生理为主体,也不是心理学的意义所说的思想,(心理的主体,如喜怒哀惧爱恶欲,都是心理现象,都是佛家所说的八识流转的业识,变化不定。)而是以逻辑法则所规定的思想。它一面是动用,一面是贞定。所以说是「逻辑的我」。因为是逻辑的我,所以是客观的。因其有理在内,所以才能客观化。这逻辑主体的思想加上经验材料,即成科学知识。纯粹的思想,即是逻辑、数学。(前面所说的道德的我,是从生理的心理的生命中提炼出来的,此较以纯粹思想为主体的逻辑的我更高一层。)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思想总是反对,他们不采取德人的讲法。不过,现在英国的罗素,也知道逻辑、数学是先天的,不是经验的。但是,还不知道这个先天是落在那里。他所谓的先天,只是的架空的、逻辑的,是虚的、是飘浮的,只是形式主义。若是要从此进一步落实,则必须进到理性主义,落在逻辑的我上才行。今天的人,偏怕讲理性主义,只停在形式主义上。笛卡儿讲「我思故我在」,即是逻辑的我,但未说出罢了。及至康德讲纯粹理性的批判,讲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即在透出这个逻辑的我。有理性、有法则,才能客观化。康德有所谓十二范畴。每一范畴,即代表一法则,都是纯粹的概念。这都是由逻辑的我自发出来的。(他有自发性、主动性。)这些法则都是成功科学知识的形式的(先天的)条件。如此,科学知识才可能。你去观察、归纳,必须后面有这些法则去贯串,去使其有条理,才有可能,否则不可能。感觉经验只是些材料,必须有因果律,才成知识。但因果律却看不见、拿不到。休谟曾批评因果律是不能证明的。总之,科学须靠归纳,而归纳须有因果律,但因果律只是习惯的联想,没有理由。如「吃砒霜可以致死」,「吃砒霜」与「死」,本无关系,但吃砒霜常常可以致死,是因联想而谓其有因果关系,实则只是主观的联想。故休谟相信因果律,等于相信上帝。若果如此,则科学知识没有根据。康德出来以后,则不从经验主义上答覆这一问题,而以逻辑的我自发出来的范畴为成科学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如网状的结构,感觉经验落在这网状的结构上,故归纳为可能,因之能成为科学。总之,康德是落在逻辑的我上。现在的人不喜讲理性主义,即由于不知逻辑的我。我现在讲这些,即是要大家从生理的心理的生命中超拔出来,肯定「道德的我」、肯定「逻辑的我」。这是二大骨干,从此才能接触真生命,讲真学问。现在的人,只是西方现代的风气,只认识客体,不认识主体,而主体是被忽视的荒凉的(生命的荒凉),现在中国人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吸收西方学问,至多只不过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态度,并不知道理性主义所认识的科学(其实康德最认识科学)。我们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之可说,须先从生命上将「道德的我」透显出来(如透显逻辑的我一样),有明德然后才能讲是非善恶。我个人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是先了解逻辑,后了解康德,再了解孟子。要了解超越的东西,必须要反显,要将生活上的习气链子通同摔掉,然后当下即是。要想透露主体,非如此不可。这样才能讲价值之源。这总不能顺着触觉向外取,必须打回来,无所得。(有所得,则不可得。)以前的人不大注重知识,即缘此故。中国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十九、二十世纪),因科学有成就,大家讲学问,都只是向外取,都被蒙蔽得死死的。过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讲学问都是「逆之」的路,所以才能认识真理,才有所肯定,才有态度,才有立场。大家对于这种道理,要是从学究上去了解,却比较麻烦,若从生活上去体验,则比较容易。

  ㈢大家在目前总要正视人生,总要有一点痛苦的感觉与悲悯的意识,才能领会我所说的道理,否则我所讲的都是废话。我们讲这些都是有一个「愿」,重对内,不重对外,我们这讲词,要向外寄,必须是先与我们发生了人的关系才可,不要随便寄出。我们这许多年来已不知写了多少文章发表了,可是看的人也只是当文章看了,假使没有人的关系,其心灵上没有根本的转变,仍把我们所讲的当做文章看,变成完全不相干,那有什么用呢?我总喜欢心思开朗的人、有性情的人。不喜欢自我封闭的人。大家如有感觉,肯用心,正视人生、正视时代,则人品学问始可有立。

讨 论:

吴自甦问:怀疑论与悲观主义有什么关系?

先生曰:
  怀疑论是从哲学上讲的,悲观主义是从生活上讲的。可是哲学上的怀疑论,如若怀疑到底而无肯定,则生活上不是悲观主义,即是玩世主义,所以需要从哲学上透出最后的肯定来。这类问题,看起来很专门,其实并不如此,倘照中国从前的人的讲法讲起来,则感到很容易、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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