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通向新外王的道路㈡

  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友会第二十二次聚会。上一次所讲的,是就外王一问题,而言理性的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今天偏就架构表现方面而详言其意义。架构表现成就很多,中国于架构方面不行,所以亦没有这方面的成就。今天的问题即在这里。而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成就不外两点:一是科学,一是民主。几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闹这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与民主政治呢?我们的答覆是理性的架构表现不够。中国文化只有理性之运用的表现。我们上次已说,若论境界,运用表现是高于架构表现。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这个意识梁漱溟先生似乎已有触及。他说:「中国文化是理性的早熟。」这了解虽不甚中肯,但他总比其余的人为优。在我们讲中国文化是理性的运用的表现,可以把梁先生的意思吸收进来。运用表现,它有独立的成就,无所谓早熟晚熟。精神的向上发展,是永远不断的,故无所谓早熟。它只是向运用的表现方面发展,而没有开出架构的表现。这不是早熟的问题,而是缺了一环。不过运用表现在境界上说是高的,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把梁先生的意识吸收进来而予以修正。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光是运用的表现在现在已显不够。理性的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都需要,都要出来。只要明白理性表现精神发展的全幅义蕴及其关节,则早熟的说法便显不恰当,亦可不必要。现在中国宣传科学与民主政治的人,即不科学,亦不民主,只会坏事。真正的科学家与民主政治家,其态度与行为是很值得人敬佩的。我们现在要使这一问题在生命里起作用,不能只是口头上嚷一嚷,一定要自觉的于此有所建立。成圣人是运用的表现,是空荡荡的。虽乞丐亦可成圣人。故不如架构表现之可一一指出。因此中国文化究在那里,很难指出,只是空荡荡的。我们现在总要有些钢骨水泥的大厦,不能单讲山川气象。这其中须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这突变的关键,即在要有理性的架构表现。每一建筑物,有一独立的特性与结构,对应这结构,须要有理性的架构表现。如此方能产生科学与民主。这即是我们对外王的新讲法。「外王」不是由内圣直接推出来的,而须有一种转折。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熟,即因理性的运用表现。不过这是就坏的方面讲的。若就好的方面讲,即是成圣人。凡是理性运用的表现,都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这二者在免去对立。它或者把对象收进自己的主体里面来,或者把自己投到对象里面去,成为彻上彻下的绝对。这即是圣贤的心量。君主政体,即是圣君贤相的政体。其君相无敌对,若不就威权而言,仅就德上论之,圣君贤相对人民,即如父母之对子女。子女不是父母的敌体。现在的人每将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意义用于家庭,使成对立,是不对的,而以前将家庭父子的意义用于政治,这也不对。现在的民主政治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政治上须有「对列」(co-ordination)。不可以是「隶属」(sub-ordination),隶属是运用的表现,是自上而下的披靡,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之意。此种境界本来很高很好,但须适当其分,否则即有毛病。现在论君主政体,并不是说没有好皇帝,而是论其政治形态之本质,现在的民主政体有对待,过去的君主政体无对待,二者相较,自以民主为好。摄所归能、摄物归心,只能就圣贤境界言,若就政治言,则须讲「对列」。我们了解 co-ordination 与 sub-ordination 二字的意义,即可了解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键,所谓理性的架构表现,是以 co-ordination 来规定的。

  就政治之内容言,在君主专制下,君主看人民为子女,是隶属的。在民主政治下,则人民有其政治上独立的个性。君主是超越的无限体,而民主之元首则有其法律上之「分」「位」,即有其限制。此须认人民为独立之对待体而后能作到。人民之为独立的对待体,是以权力义务来规定。若不认人民有其政治上独立的个性,则君主即为无限制的膨胀。君主或元首若为无限制的膨胀,其于人民便是隶属关系,若因人民之有政治上独立的个性而有其法律上之分与位,则其于人民便是对列关系。由此对列关系而见理性之架构表现。反之,由理性之架构表现而成此「对列之局」。

  再就民主政体本身之出现言,亦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所造成。这意思是这样:即架构表现使吾人返回来对权源要加以限制与安排,即对于最高权源之「力」(打天下)使之理性化。(在以前政权最高之权源不可动,非打不可,虽父子兄弟,亦不能相让,非常残酷。)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可见得在「得天下」时不讲理,只有在「治天下」时才讲理。而民主政治却恰好把「力」打掉,使之理性化。这步理性化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用此架构表现便出现民主政体,而打天下以取政权便终止。如是,社会上便有一个永恆不变之定常。此定常是制度而不是一家之世袭。以前政权寄托在一家之世袭,而其得也必须打,其失也则由于被打(革命)。打靠力,是非理性的。即得之,则望其永恆不变,然既寄托在一家个体之世袭上,则不能永恆不变。此所以有一治一乱之循环。以前儒者提出维持政权不变之办法便是修德。修德是理性运用表现,不是架构表现。这即表示对于政权之产生与安排无办法,而仍归于力。可见理性之运用表现必赖架构表现以补之。

  道德宗教的境界,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科学则非有对立不可。故成知识非从圆满自足之绝对境界中自觉的造成主客体之对立,使对象从感觉情感中提炼出来成为一个知识的对象不可。对象成为知识的对象,则主体便成为纯粹的思想或知性。科学家治病,不把人当人,只把人当一个对象看,当做与物一样。要有这类的成就则须有逻辑数学等,使用概念才能成科学知识。使用概念,乃架构表现。程明道所谓「观雏鸡可以观仁」,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这并不能成知识。成知识之每一概念,都是抽象的、破裂的,所谓系统,即理性之架构表现。

  以上所讲的,即是说明为什么民主政治与科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同时说明中国过去的学问中为什么没有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今天大体只讲到这里,下次将讲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中开出架构来,即如何从良知中屈折一下而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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