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质的世界之根源:心性之学

  各位会友,上次讲自然与文化对立。倾向自然,其背后的精神,是量的精神。质的世界是价值世界。就其客观化日久生弊而言,量的精神之转出,确是一步解放。然而从十九、二十世纪(从中国说,这三、四十年)以来,倾向自然的兴趣太浓,成为反人文的现象,一切标准都没有了,大家把观念、理想,即现实中的真理性一概抹杀,这又成一个堕落。必须重新活转,开辟一个新的质的世界。上次讲的是从外部来了解人文世界、价值世界,今天再从内部来讲。

  质的世界是价值世界,它的根源在于道德心性。这里逼迫着我们必然要谈心性。大家不要再学着流俗一样来讥讽谈心性。过去有人讥讽理学家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好像理学家只能空谈心性,毫无用处。须知谈心性,正是开辟价值之源。心性是人文世界的总根源。心性之学,在过去发展至王阳明已到精微之境。所以我们现在愿就王学一说。由于中国王学发展的结果,成为狂禅(日本人称为枯禅),因此大家对王学发生怀疑。似乎只能空谈心性,而无实际事功可说。日本接受王学,发展成事功,以王学来开国维新(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均得王学事功的一面,有助于国家)。所以王学本有两面,其本体的一面,即是心的灵明;另一面是行动,可以成事功。在中国发展成为狂禅,这是由于中国王学表现得不好。其故安在?在这里,我要大体说说。中国在事功的精神上本是欠缺的。(中国人有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而缺乏事功精神。)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讲得非常透,但外王却始终不够,亦即是事功精神不够。中国从墨子起即讲事功,后来法家亦讲事功(实则法家亦不代表事功)。南宋的浙东学派很注重事功,明末王船山、顾亭林,以及颜习斋等皆反王学、讲事功。乾嘉以后的考据,亦是要求事功的变形。民国以来,如胡适之等,重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亦是要求事功的。但是从墨子到胡适之,始终没有表现事功。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客观精神不曾出现,故事功出不来。(我很想把这道理加以说明,专文论之。但始终没有写成。)所以从中国历史看,客观精神不出现,不能讲事功。要求事功是一回事,事功精神又是一回事。王学发展成狂禅,不表现事功,其缘故正可得而言。

  心性之学中所讲的心性,不是从普通习惯生活的心性说。比如说,此人品性很好,很能遵守社会规矩。这只能说此人能遵守现实风俗习惯,而表现为个人的好行为;不是理学家所讲的道德心性。道德心性亦不是一般人习气生活中的良心,只是说从道德心性,可以有良心这个概念,并不是良心即是道德心性或良知。理学家讲心性,是要从现实人生冲破束缚来讲觉悟,大彻大悟,和宗教家讲重生一样,即从父母给予的自然生命,重新表现,作再度的和谐。父母给予我一个生命,自己从彻底的冲破中,找到另一个生命。即如师生间以慧命相承续,师长给我另一个生命。把牵连在现实中的生命,激荡一下,把纠缠的杂染完全剖剥掉,透出真正的「我」来,如海底涌红轮,成为重生,成为再度和谐,如此,才能讲理学家的心性之学。这里牵涉到觉悟问题,即如何从混沌不分的自然生命中冲出来,透现道德心灵。在现实中,生命是混沌的。从混沌中提炼出真实的生命,即透现道德心性,这是价值、理想的总根源。(价值、理想不从未来看,从道德心性的根源上发。)中国的理学家都如此,而王阳明更收到一点(即良知)上,再从这一点指点出来。这是生命的一个大扭转、大觉悟,如是才能翻上来。

  王阳明起初泛滥于词章,后来觉得词章艺能不足以通大道。于是转过来读朱子的书,循朱子格物的路子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毫无结果,因叹做圣人是不容易的。因朱子的即物穷理,理在外、心在内,吾心与物理,始终判而为二,始终不能合一。因知外物是外物,吾心是吾心,尽管对外物之理了解甚多,亦与做圣人无关。失望颇久,又转而学习佛老之学,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后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成为先知,又知此是簸弄精神,并非大道。遂悟佛老之非,尽弃所学。经几度变故,在贬谪龙场的大打击中,正如孟子所说,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得失荣辱完全忘去,只有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但亦发誓俟命而已。一切放下,一放百放,在现实中一无所有,把包袱完全摔掉,故能海底涌红轮,而揭示良知的学问。据年谱记载,忽于中夜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惊动从人。这不是什么神秘,而是事实,因其能彻底翻腾,始能大彻大悟,对于《大学》致知格物之本意,一悟到底,一透到顶,无人我之分,亦无物我之限,一透即成盖天盖地,即把握其普遍性。在这盖天盖地的普遍性里,心与理合而为一。

  良知是从心的整体上说。表现心的一面,须从虚灵明觉处了解;其另一面须从天理的意义了解。天理是非常重要的,王阳明讲良知,总要带上天理二字。程明道说:「吾学虽有受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国过去讲天秩、天序、天命、天伦、天讨等,都是天理,都是道德的意义的。故良知之天理是道德的,不在对外物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道德心灵的彻悟。王阳明悟出良知,指点良知天理,不只在于心的虚灵明觉(佛老的心,亦有虚灵明觉的意义,但无天理,不能与儒家的并讲)。除虚灵明觉以外,还有天理的一面。良知指点心的虚灵明觉,必须带上天理,即天理亦在心的虚灵明觉中透,在心的虚灵明觉中表现出来。故良知一面表心的灵明;一面表天理。

  王学是心学,心即理,故亦为理学,其要点在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然后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然而在中国,王学的发展,何以会成狂禅?成为空谈心性?这在他的弟子应该负责的。王门弟子如王龙溪,只把握良知灵明的一面,未把握其天理的一面。(灵明是圆的、虚的,理是方的、实的。)黄宗羲批评王龙溪说:「任一点虚灵知觉之气,纵横自在,头头明显,不离着于一处,几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堑也哉?」确是很恰当的。撇开天理,专讲灵明,与佛老讲心无异,一切玄谈均由此出。因此,他们不如程朱,亦不如陆王,因为程朱虽于心讲的不甚透,然把握天理很紧。陆王(尤其是王)两方面同时把握,成为心理合一。然王龙溪则未免荡越。至于泰州学派的王艮,是一个怪人,听到阳明在江西讲学,以布衣冠见,第一次以客礼自居,第二次居右,第三次始执弟子礼。见过几次以后,始自认「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从此以后,其教学亦重简易,重直接指点。以活泼、快乐与自然三个观念为讲学宗旨,即以全体放下、日用平常,为指点的方法。这与禅宗的指点方法很相像了。这不能说完全错误,因为活泼,快乐与自然是从现实的牵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工夫,亦即代表第一阶段的浪漫精神。人须能从理实的牵连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大觉悟、大洒脱。但这只是一种否定精神。它的好处仅在去掉一切纠葛,使本身空无所有;而只循这种精神下去,对天理这一面无积极的把握,成为儒、佛混流,即不能积极地开出人文世界,只能成为空灵的玄谈,和魏晋人清谈一样。

  本来这些有热情、有侠气、有浪漫精神的人物,是可以做大事的。戏剧性的精神与散文的精神都可作事。而泰州门下颜山农一派即富于这种戏剧性的精神。然而他们只能成狂禅,未能成事功。这从王学本身讲,他们只把握了灵明一面,未把握天理一面;只把握了洒脱一面,未把握洒脱以后积极建构一面。从历史文化方面说,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本不甚能表现客观精神与超越精神,而社会形态亦不甚能形成客观问题与客观理想。所以泰州学派的戏剧性的精神亦不能表现事功,而只能成为狂禅。

  现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两点:第一、冲破现实的纠葛和牵连,从生命的本身来一个大翻转,从海底涌出红轮。这是说觉悟;第二、把握时代使命,由客观问题形成客观理想。这是说事业。欲了解道德心性,不能光注意灵明的一面,必须带上天理。因为这是积极建构精神之所本,而人文世界的开出,亦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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