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之先生惠鉴：
大示拜悉。人文友会定期与诸子讲习，亦无甚高深学理。主要目的，只在疏导时代学风时风病痛之所在，以及造成苦难症结之所在。如此疏导，点出主要脉络，使人由此悟入，接近积极健全之义理，重开价值之门，重建人文世界。此或可有助于人心醒转。讲词多简陋，辞不能备，意不能尽。蒙贵刊常留篇幅，为之刊载，甚感甚谢。
承寄谢扶雅先生《中国民族信仰问题》，并属参看《人生》第一百期谢先生〈人生与人文〉一文。兹取而合并观之，两文主要论点大略相同。因谢先生之文，引起先生之惑；一，人文主义能否成为宗教？二，中国文化能否发展成为高级宗教？兹事体大，自非议论所能测度，亦非思想系统所能决定。关于道德宗教之体验，并世唯唐君毅先生为精湛，在西方吾唯推尊丹麦哲人契尔克伽德为独到。弟粗陋，不足以语此。然蒙先生不弃，亦有大略可得而言者。
人文主义不能充作宗教。主义只可言之于政治、经济以及道德、艺术。信仰之对象只是神圣和完全，更无主义可说。谢扶雅先生之言是也。然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孔子人文教是人文教。两者不可混同，世固有以为「凡有信仰即是宗教」，如信仰某某主义，某某主义即是其人之宗教。此说自不可通，亦甚不足道。宗教信仰之对象，只是神圣和完全，此言自不误。主义只是对于某方面或某问题思想上或说明上之进路、态度或立场。如西方哲学上之唯心论足以说明并肯定道德宗教。凡想积极说明并肯定道德宗教者，总于哲学上采取唯心论之立场。然唯心论并非宗教，世并无以唯心论作宗教或代替宗教者。亦犹之唯心论并非道德，世无以唯心论作道德或代替道德者。如有之，此人必不解哲学之唯心论，亦必不解道德与宗教。人文主义与人文教之关系亦复如此。人文主义只是说明孔子人文教之思想上的立场，进路或态度。非以人文主义为宗教也。
凡可以成教而为人人所接受而不能悖者，必非某某主义与理论（学说，theory），亦必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由之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即印证并肯定一使人向上而不陷溺之「价值之源」。非某某主义与理论，此言其普遍性与定然性。即就人文教而言之，儒家所肯定而护持之人性、人道、人伦，并非一主义与理论。此是一定然之事实。即就其为定然之事实而言其普遍性与定然性。言其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云云，此明其为政治生活之轨道之民主政治不同。此两者互不相碍，互不相代。民主政治，吾人亦可认其有普遍性与定然性，并非一主义与理论，然此并不可视为宗教，世无以民主政治为宗教者。故只认政治生活轨道之民主政治而不认日常生活轨道之道德宗教（广泛言之可先只说「教」），误也。同时，言其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云云，亦明其与科学不同。科学，吾人亦可认其有普遍被承认之定然性，并非一主义与理论（此民主政治尤显，于民主政治处或可有争辩，但实亦不可争辩，思之便知），然科学并不可为宗教。科学只代表知识，并不代表作为日常生活轨道之道德宗教。此两者亦互不相代，互不相碍（当然相补，此不待言）。故只认科学而抹杀作为日常生活轨道之道德宗教者妄也。
儒家所肯定之人伦（伦常），虽是定然的，不是一主义或理论，然徒此现实生活中之人伦并不足以成宗教。必其不舍离人伦而即经由人伦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即一普遍的道德实体，而后可以成为宗教。此普遍的道德实体，吾人不说为「出世间法」，而只说为超越实体。然亦超越亦内在，并不隔离，亦内在亦外在，亦并不隔离。若谓中国文化生命，儒家所承继而发展者，只是俗世（世间）之伦常道德，而并无其超越一面，并无一超越的道德精神实体之肯定，神性之实，价值之源之肯定，则其不成其为文化生命，中华民族即不成一有文化生命之民族。此上溯尧舜周孔，下开宋明儒者，若平心睁眼观之，有谁敢如此说，肯如此做，而忍如此说？佛弟子根据其出世间法而如此低抑儒家，基督徒根据其超越而外在之上帝亦如此低抑儒家。忠于其所信，维护其所信，此乃善事，然不必闭眼贬损自己所属之民族之文化生命。如此贬损，岂可谓平情之论？岂可谓正视族国艰难民生疾苦者所应有？（去年于斌主教在台，基于反共之立场，劝人多宣扬中国文化，多讲儒教。然某次聚谈，仍谓从世间方面说，儒家很好，至于超性方面则不够，最后仍当归宗于耶。吾当时即明其认识不足。于斌先生尚能平心，虚心以听。吾以为此甚可贵。）
儒家所透彻而肯定之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决不能转成基督教所祈祷崇拜之人格之神，即基督教方式下之神（上帝、天主），因此儒教之为教亦绝不能成为基督教之方式。此基本密义若能透彻，立见佛教之有不能令人满足处，基督教之有不能令人满足处。（虽然彼皆可各自成一高级之宗教，有其贡献于人类。）亦可见中国文化生命有其独立之价值，其所表现之形态有其独立之意义。即依此而言儒家为人文教，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人文教的文化生命。人文教非言只崇拜或限于世间生活中之伦常与礼文也。如此割截局限，何足成教？亦何足成一文化生命！若谓基督教只是祈祷作礼拜以及婚丧之礼，可乎！凡道德宗教足以为一民族立国之本，必有其两面：一足以为日常生活轨道（所谓道揆法守），二足以提撕精神，启发灵感，此即足以为创造文化之文化生命。是故基督教虽不只祈祷、礼拜，以及婚丧之礼，然亦必凭藉其特殊方式之祈祷、礼拜，以及婚丧之礼，以成风俗，以为国本。儒家之伦常礼文亦然。此即其日常生活之轨道一面，而其所透彻而肯定之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则正代表提撕精神，启发灵感之文化生命一面。而中国文化生命所凝结成之伦常礼文与其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尤具圆满之谐和性与亲和性，不似西方之隔离，《庄子·天下》篇所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以及「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诸语，可谓中国文化生命之写真。
儒家教养即依据此两面之圆满谐和形态而得成为人文教。凡不具备此圆满谐和形态者，吾皆认之为离教：或耶或佛。假若真透彻此两面所成之圆满谐和形态，则于人文教中之祭天祭祖祭圣贤，何得云：只是自尽其心，字文其饰，乃至云：无宾作揖，无鱼下网？此三祭中之尽心致诚，乃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中之尽，决非齐宣王所谓寡人之于民也，尽心焉而已之「尽」。齐宣王之「尽」实并未致其诚也，是以并未尽也。虚应故事而已。三祭中之天、祖、圣贤，皆因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而得实，而得其客观存在性。在圆满谐和形态下之祭祀崇敬，主客、内外、本末混融而为一，形成一超对立之客观与绝对。
人文教之所以为教，落下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提上去肯定一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此实体通过祭天祭祖祭圣贤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神性之实」，「价值之源」。基督教中之上帝，因耶稣一项而成为一崇拜之对象，故与人文世界为隔；而人文教中之实体，则因天、祖、圣贤三项所成之整个系统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崇敬对象，故与人文世界不隔：此其所以为人文教也，如何不可成一高级圆满之宗教？唯此所谓宗教不是西方传统中所意谓之宗教（religion）而已。岂必一言宗教即为西方传统中之形态耶？中国传统中固已有其对于宗教之意谓。中国以前有儒释道三教，而且在此传统中，宗与教是两词：依宗起教，以教定宗。故常只说三教，不说三个宗教，而此三教实无一是西方传统中所意谓之「宗教」。吾人即依中国传统中所说三教，而欲使儒教成为人文教。
不喜宗教者，因儒家并未成为西方意义之宗教而欣然，且欲并为教之意义而忽之，故述古，则谓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据今，则欲只作哲学或学说看。实则此并不通。其未成为西方意义之宗教是也，然其为教而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并足以提高精神，启发灵感，而为文化生命之动力，则决不可泯。蔡元培先生欲以美术代宗教，误也。无论西方意义之「宗教」或中国意义之「宗教」，皆不可以美术代。谢扶雅先生谓蔡氏之意正合孔子之意，亦误。儒教之教自含有最高之艺术境界。然艺术境界与蔡氏所说之美术不同。凡宗教皆含有最高之艺术境界，然宗教究不可以美术代。宗教中之艺术境界只表示全体放下之谐和与禅悦。质实言之，只表示由「意志之否定」而来之忘我之谐和与禅悦。故孔子曰「成于乐」，成于乐即宗教中之艺术境界。试看〈乐记〉中对于乐之境界之阐明，皆当视为儒教中之艺术境界。而非可视为美术也，美术何足以代宗教？美术自是美术，教自是教。蔡氏之言，根本反宗教，亦根本反儒家之为教。彼固不明「宗、教」或「宗教」的意义与职责。吾人处今日，单据日常生活之轨道与提撕精神启发灵感两义，而谓于科学与民主以外，有肯定并成立人文教之必要。若推广言之，为任何国家着想，皆当于科学与民主以外，有肯定「宗、教」或「宗教」之必要。否则一民族决无立国之本，亦绝无文化生命之可言。
基督教决不能传至中国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谢扶雅先生谓基督教入中国机会太坏，缘份太差。此决不只是机会问题，缘份问题。洪秀全、帝国主义、商人、大炮等等障碍，只是表面。基本关键是在文化生命之形态不同。基督教若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进不来。自利玛窦以来，直至今日，已有五六百年。试想基督教传教者几曾能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若孤离言之，一个人受洗，祈祷，作礼拜，唱圣诗，凡此诸种，皆是外部之事件，皆可为之。然此决不相干。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不能进来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而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则基督教决必改其形态。
基督教之为宗教决非已臻尽美尽善之境地。自其历史而言之，中世纪之形态固有病，近代之形态尤有病。自其本质而言之，其形态亦非发展至尽美尽善者。此中根本关键，唯在其神学未能如理而建立。中世纪之神学乃照希腊哲学为根据而建立者。而希腊哲学却根本与耶稣之精神相隔相违而不相即。是即不啻耶稣之精神与生命根本无学问以明之。中世纪之神学根本不能担负此责任。于此，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基督教根本缺乏此一学问。其未能至尽美尽善之境，关键全在此。中世纪之神学不能说明耶稣之精神与生命，然心性之学却能之。纵使以人格之神为信仰之对象，然若有心性之学以通之，则其信必能明彻健全而不摇动。如此方可说自拔于陷溺，腾跃而向上，有真的自尊与自信。否则自家生命空虚混沌，全靠情感之倾注于神而腾跃，则无源之水，脚不贴地，其跌落亦必随之。此若自儒佛言之，全为情识之激荡，头出头没之起灭。在激荡中，固可有粗躁之力，然谓能超拔于陷溺，则迥乎其远矣。此征之西方人之生活情调以及其历史文化之急转性与戏剧性，则知吾之所言决非苛责。此亦当平情自反也。（常闻人言，巴黎污浊罪恶之场旁边即是教堂。在罪恶场犯罪，到教堂去痛哭。痛哭一场，人天爽然。回来再犯罪。此只是情识之波荡，何足以语于超拔。超拔谈何容易哉？）
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加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短长。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中国现在一无所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开始被敲打。直至今日之共党，以其唯物论，遂成彻底之毁灭。四千年累积之业绩与建构、一切皆铲平。吾人坦然承认并接受此一无所有。惟一无所有，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而吾华族之文化生命倒反因而更纯净而透体呈露矣。此亦如宗教所言，惟放弃一切，始能昄依上帝，惟全体放下，始能真体呈露。业绩倒塌，而文化生命栩栩欲活。吾人现在一无业绩可恃，一无业绩可看。惟正视此文化生命而已耳。吾人亦正视西方所首先出现之科学与民主，吾人亦正视其作为文化生命之基督教。然吾人所与世人不同而可告无愧于自黄帝以来之列祖列宗者，吾人决不依恃西人所已出现之科学以轻视自己之文化生命而抹杀之，亦决不依恃西人所已出现之民主而与自己之文化生命为敌，亦决不依恃彼邦之宗教而低抑儒家之教义。吾人所不如时贤者，即在吾人并无现成之恃赖。是以不如时贤之洋洋自得，而常苍茫凄苦也。吾人所不自量力者，欲自疏导中西文化生命中而引发科学与民主，成立人文教以为立国之根本。取径不同于时贤，故遭多方之疑难。然试思之，世间宁有现成之便宜可资讨取乎？大其心量，放开眼界，当知区区之意不甚差谬也。专此拜覆，敬乞指正。
四十四年四月《人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