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之吾兄大鉴：
赐教并转示谢扶雅先生函，均敬悉。关于谢先生函，弟意如下：
一、谢先生谓：「牟先生过去似在阐明儒家思想中亦有科学，亦有民主，谅系出自阿好比附之衷。」弟从未有此阐明，亦从不敢存阿好比附之心。诚如兄示所云：弟一向「只言中国有道统，无学统，有治道，无政道，似未言及儒家思想中有如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不但未言及儒家思想中有，即就整个中国文化言之，亦从未言中国文化在过去有如西方之科学与民主。此若稍读拙作《历史哲学》及其他关于此方面之论文者，尤其与兄〈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之一文，皆可不至有此随意之猜想。
二、弟前在《人生》一六〇期曾与兄一长函〈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中言及「吾人不反对基督教，亦知信仰自由之可贵，但吾人不希望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替中国作主的炎黄子孙相信基督教。」弟知这几句话是有刺激性的，有伤中国基督徒之尊严。但弟以「不反对基督教」与「信仰自由之可贵」两端来限制，弟之真诚之意似已明白显出。这几句话成为反对者之口实。但依弟观之，反对者似皆不能就弟之真诚之意而反驳。弟觉似皆无充沛之衷气，与正大之理由。以前有人拿孙中山先生与蒋总统之信仰基督教来杜弟的口，弟亦只好无言。现在谢先生复以弟是山东人以为解，弟觉这也只是笑话。其实干脆说「信仰自由」就够了，不必多有曲折。依现在的政治思想，一个人有权利自由退出其国籍，而何况是信仰？弟以为，凡关于此类问题，是要诉诸个人之责任感的，是自由权利以外的话。故有「做主」、「希望」等字样。（宗教有普遍性，亦有特殊性，不能仅拿普世以为解。弟在〈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一文中已详言之。人不思耳。）
三、谢先生说：「至于基督教之一神论及神人之亲切关系，以及大宇宙精神之呼召，我对神圣使命之献身，均比儒教为真挚而热烈」云云，此自是基督教以神为中心，以格位方式表现道之一特殊形态。儒教中心与重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其真挚与热烈并不亚于基督教。关于此两形态，弟自信在第二二九期〈作为宗教的儒教〉一文中，已表示得很清楚。基督教自有其精采，弟一向极其欣赏而尊重。但愿双方各能虚心正视对方当体之本义及其特殊形态之何所是，以期［相即相融而不失其自性］。（〈略论道统、学统、政统〉文中屡说之语。）但一般人对于儒教，以其宗教之偏心，或因对于中国文化之憎恶，却常是浮皮搔痒，不中肯要，或故意贬视，轻描淡写，浅尝辄止，而不肯深入。弟自信〈作为宗教的儒教〉一文中，并无夸大比附处。弟常言，基督教重客观性，东方宗教重主观性，而于重主观性中，儒教中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尤能达主观与客观性之统一。关于此点，该文中并未详讲。但虚心平心的读者自能鉴及。
四、「冲天劲不足」一语，是意引。经兄查出是「冲力不足」。这是弟对不起谢先生的地方。但「冲力」与「冲天劲」意不相违。依弟该文的解释，儒教的中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横说层层扩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竖说以无限历程的尽心尽性上达天德。冲力或冲天劲正是十分充足的。故该文有「无限的庄严、严肃与紧张藏在里面」等语。何得以世俗一般人之「慢吞吞」与「马马虎虎」来牵连及儒教之本质？当年尼采骂基督教为奴隶的道德，却反引孟子的话以表示「天行昂扬」之德。尼采之骂固无是处，然其反引，却值得思量。此见张丕介先生所译德人某解析尼采思想一文，载于《学原》某期，已不记。又「宗教是以无限的热情欣趣道福」，正是契尔克伽德（Kierkgaard）的话。而契氏则是公认为真能体会宗教本质的基督教信仰者。因契氏明说：「不敢自居为基督徒，只想如何成为基督徒。」而「如何成为」的过程是无限的。因契氏重主观性（虽然尚不是儒教中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故有此深刻之精义，有此无限的上升之辩证历程。若言冲劲或紧张，正当系此而言之。此是「冲劲」之胜义。若一般基督徒只知祈祷与信仰，则其冲劲正是上下跌宕之激情。此是「冲劲」之劣义。基督教因以神为中心，重客观性，开不出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虽有契氏之重主观性，但他的主观性只是负面的、感受的、流逝的主观性，而不是正面的、实体的，因而亦尚不能至真实的主观性。）故在基督教下冲力不足，常不免落于激情。故弟以同情心，即言基督教，亦不愿以寡头无原则以冒之的「冲力」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基督教正是以灵魂得救与消除罪恶为其本质。此是传道者所天天讲说的。但因不重主观性，开不出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并不真能照察出什么是罪恶（罪恶之具体意义），而期从根上消除之。（读者勿随便轻视慎独、诚意、明明德、致良知、涵养察识，这些如何体现天道上的工夫语。）所以基督教之表现上帝的意旨，常移向客观方面，在政治社会上，表现而为义道（正义公平），在阶级对抗方式下表现公平。此如谢先生所说「平等、自由、博爱三原则，实为基督教直接促成西方近代文明」。关此，弟无异词。此亦即弟该文中所说宗教在文化方面的作用。然在客观方面虽有成就，而在灵魂得救消除罪恶之主观方面，则常无真切的表现，因主观性原则不足故也。而此方面则为宗教当体之本质。至于谢先生所说「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合轨」，以亚历山大之「时空与神」及摩根之「突创进化论」为例，而认为可作基督教之新神学读，弟则以为宗教与科学离开一点倒好。不独亚历山大与摩根，即爱丁顿与怀悌海，这些科学的哲学家，都可有一套自然哲学的宇宙论。这不过是多方引合上帝，要与神学之本质无关。
中国文化自不能无病。故自三十八年来，弟等多于中西文化之疏导效其棉薄之力。所为文字已不少。大体环绕两中心而立言：一为科学与民主，二为宗教。看看中国文化何以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儒教的本质意义何在。看看西方文化的基本心灵何在，基督教的特质何在，其精采在那里，其缺陷在那里。虽不敢自谓必对，然力求客观而平情，不敢委曲任何一方面，却几为公平的读者所共许。人不应护短，然亦不应委曲古人。所望于时贤者在能顺中西之大流而深入。
四十六年六月《人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