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的态度与立场——酬答澹思先生

  《人生》第三〇一期载有拙稿<宋明儒学综述>第三讲,这一讲是从宋明儒学兴起的机缘说起的。其兴起之机缘,第一点是唐末五代之无廉耻。第二点便是「佛教方面的刺激」。在这第二项下有以下几句话:

  当时所谓佛教,大抵指禅宗而言。禅宗自唐代六祖惠能往下流传演变,开出了五宗,即五个宗派。五宗均顶盛于唐末五代。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可见佛教对世道人心并无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佛教对救治世道人心的堕落衰败,简直是无关宏旨的。宋初儒学,就把握这点来辟佛。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义必有所不足。

  澹思先生对于这一段话表示不满,说是:「一为对史实之不符,二为对佛教批评之颟顸。」

  我那几句粗疏松弛的叙述,在当时顺改记录原稿时,即觉必致引起疑难。但当时也只是这样粗疏地顺通下去,未及仔细简别。以为这是一般人所容易感觉到的,或不至有太大的误会。因为佛教毕竟是以舍离精神为主的。尽管说来说去,可有种种往复,然其基本教义之大方向,不可变也。现在承澹思先生的雅意,提出来予以商榷,我也想借机表明我的本意,聊作该简略陈述的附注。首先那几句话是对应宋明儒兴起之机缘而说的(即佛教方面之刺激),目的是在最后一句,即「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义必有所不足」。「不足」,当然是就宋明儒的立场关联着建国治世、人伦道德、礼乐教化而说的。若内在于佛教自身,它的教义已经是很自身圆足了。这是那段话的主旨,首先提在这里。

  其次,我说「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此中说「佛教」显然是意指禅宗说。因为那段话开头已表明「当时所谓佛教,大抵指禅宗而言」。而「佛教大盛」一语的直接前文又明是说得五宗顶盛。禅宗虽不能赅尽佛教,然也不能说它不是佛教。前既有禅宗作限,顺着用「佛教」一通名,当亦无碍。那么,「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当然就是禅宗的佛教大盛。我们不能不承认禅宗是顶盛于唐末五代的,亦不能不承认禅宗是当时天下的显学(佛家方面),亦不能不承认禅宗在中国佛教中显赫的地位,以及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所产生的广大影响。这样,我那两句话也不能算是太离格,似乎还不能说它不符历史事实。但澹思先生却作了正相反的陈述,说「佛教在唐末五代是最为衰落时期」。说盛说衰,这要看就哪方面说,要看我们的意指在什么。若就澹思先生所说的「衰落原因有二:一为当时已无通达三藏之佛教大德,一为唐武宗及周世宗之两度毁佛,几使佛教已无生存之地」,若以此为标准,说这时是佛教的衰落时期,也是可以的。但这个「衰」的意思能够决定佛教实实是衰吗?尤其进一步能够决定禅宗是衰吗?禅宗却正是这个时期兴起来的,成为天下之显学,而且取得了中国佛教中显赫的地位。我说「盛」,是就禅宗说;澹思先生说「衰」,是就「无通达三藏之佛教大德」说(这一点,若就禅宗精神是无足轻重的,无此方面的大德也不能掩盖禅宗的光彩,即有这方面的大德也不能增益禅宗的光彩),并就环境方面的压力说(外在的压力常不能使一个东西衰,相反的,倒常能使它盛)。这表面相反的两个陈述能形成必有一真一假的矛盾吗?所以一定说「言盛」不合史实,「不免过于疏忽」,我看也未见得。(佛弟子中也有看轻禅宗的,以为禅宗正表示佛教之衰。这在某方面也是可容许的一个观点。澹思先生说到禅宗的处境,如「躲在山林,不开法筵,仅凭教下别传之无字法门暗演师承」,以及「一般半哑羊的禅宗和尚,除了籍深山远林以避当时的世乱,他们又那能有什么佛法可以传人」云云,似乎除表示禅宗处境可怜而外,也表露着「禅宗表示佛教之衰」的意思。但这是禅宗的价值问题,这不足以抹杀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显赫的地位。至其处境不好,受压力,这已如前说。盛,不必像梁武帝时那样才算盛。)

  其次,说到「佛教对世道人心并无多大关系」,这一句话,我承认是足以引起疑难的。若把这一句提出来,孤离地看,不但是足以引起疑难,简直是不通。因为「世道人心」是很广泛很笼统的辞语,任何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能说对世道人心无关系?我开头就说,当我顺改记录的原稿时,即觉这段话必要引起疑难,即指这一句说的。若只就这广泛笼统的意思责难我,我是无话可说的。但是那段话从这一句起到最后一句止,只表示这个意思,即: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这就是说不相干。唐末五代之堕落衰败并不因佛教而堕落衰败,大唐盛世也不因佛教而为盛世。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堕落归咎于佛教,即没有表示这种因果关系。我只说佛教不能救治这堕落。其所以不能救治,不是因为念佛的人没有能力,乃是因为他的心思方向不在此,因为佛教的本质与这方面不相干,即它(及他)是不负国家政治治平或衰乱之责的。它所以不负此责是因为它的本质不关涉政治,不过问政治(这还不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义)。因此,它既不负乱之责,也不负治之责。乱固不能归咎于它,治亦不能归誉于它。此即所谓不相干。故所谓「不能救治」是「不相干」的不能救治,不是「相干」的不能救治。我的本意实只是如此。我即在此意下,说「佛教对世道人心无多大关系,无关宏旨」;说「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这似乎是一个并不违背常识的说法。我不是在「肯认其与时代之污隆有因果关系」下而谓其不能救治。若是这样肯认,则是「相干」的不能救治。若如此,则是违背常识的。我是在「肯认其与时代污隆不相干无咎无誉」下而谓其不能救治(我相信宋明儒都是这样看佛教的)。我也不是在「肯认其与时代污隆有因果关系」下而评估佛教。我认为佛教在此方面无责因而不能救治,并非就无价值。其价值之如何不能决定于对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之有责无责上,所以亦不必在此方面争一日之短长。我这意思当然涵着国家政治有其独立的意义,有其直接相干的根据,而普通所谓宗教亦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不必拉在国家政治方面负咎誉之责才有价值。也许我那几句话没有表示得好,此其所以粗疏与松弛。但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衰败归咎于佛教,这却是显然的。澹思先生就此发挥,这是因误会而歧出了。我想世人也很少有谓佛教负历史兴衰之责因而归咎归誉于它的。若如此,则是很违背常识的。科学不负杀人之责。世人在此方面发议论者,不是责备科学,乃是责备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我想世人很少有说科学本身杀人的。若真有如此说者,那是无常识。所以若见有反「唯科学主义」者,而谓其反科学,那不是世人浅近,那是自己太浅视世人了。所以若有就历史盛衰而涉及佛教者,亦当审思世人在此发议论之问题上的背景与理路与语脉。若于此太匆遽,则不但太浅视世人,亦且有碍于自反。

  我的本意既只是「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那么澹思先生由我之说佛教之「不足」(「不足」意,已明于上),便想到我之说佛教不足好像近人之打倒孔家店,这却不免联想的太快太远了,亦太伤于匆遽了。不要一听见人说「不足」,便紧张,如是反过来,非说成什么都足不可。这好像一听见人说中国以前没有科学与民主,便反过来说成什么都有,这是很不明智的。至于澹思先生后文那些参照而发的比论,亦都是由于这太快太远的联想而来,大抵是不相干的,也不必多说了。

  佛教的本质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而唐宋五代之时,其他各方面俱无可言,而惟禅宗兴起,一枝独秀,则观历史精神之发展者,即不能不对此一枝独秀,另眼相看,而认其为此时代之凸出灵魂。此即表示天地之精英聚会于此,民族之灵秀钟毓于此,此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之意也。然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不管其退隐山林或进显庙堂),则随历史运会之演进,应运而生之宋儒便首先看准这一点,就当时流行之禅宗鞭辟入里地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之何所是,其基本精神方向之何所在,觉其虽是天地之灵秀,而终无与于国家之治乱,时代之污隆。于是慧眼独照,心思豁朗,遂转而弘扬圣道,辟斥佛老,讲一个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有责相干之教义。吾以为这乃是当时极顺理成章之事。而吾谓其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于这方面有不足,此乃吾今日平情之论。盖他们辟佛老,我并不辟佛老也。(他们认为即此「不相干之不能救治」即是其道之不对。他们相信道是一。我则认为道虽是一,但就实际人生而表现道,可容许有不同方式之表现,与不同角度之观察与出发。关此,如想充分说出,则须专论。此不能详。)

  如果对这说法仍不满意,则我希望佛教中的大德们能根据释迦牟尼佛的基本教义开出国家政治方面的理论与制度,并重新规定出家人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确定关系与积极关系,并建立佛教对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相干有责之关系。这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事体太大,我不敢置一辞。至若根据《维摩诘经》及《胜鬘夫人经》等入世出世间之圆融通透,来证明佛教之不脱离现实,则我以为这只是「不毁世间而证菩提」之意,光只是这层意思并不能补救其于国家政治方面之不足,亦不足以否决我那个「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之陈述。当然若大家都一心念佛,六根清净,娑婆世界变成净土,则时代岂但是隆盛而已。但这是另一层意思(宗教意义),这并不属于国家政治方面的意义。当然一个佛教信仰者亦可以出来打天下作皇帝,亦可以修治平之道作宰相,在今日也可以出来竞选总统、作行政院长,但这是尽的政治上皇帝、宰相之道,总统、行政院长之道,而不是修证的三法印之佛道。当然你也可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但这只表示就一切法上修佛法,一切法不碍菩提道,亦如「行于非道,通达佛道」,这只是菩萨破空入假,这种权智之表现,而数学毕竟是数学,政治毕竟是政治,这并不能从三法印开出来。有人说发明麻药剂的就是大菩萨,但麻药究竟属医学,而不属佛学。我们不能从释迦教训里开出医学来。当然你可以说一切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宗教家,乃至英雄豪杰、才人智士,皆是菩萨的化身,但毕竟这一切毕竟皆各是一独立之领域,而不是释迦之教义。是以徒从大乘佛法之「不毁世间而证菩提」之意来说明佛教不脱离现实,这并不足以解救其于国家政治方面之不足。菩萨道之不舍众生自有其一定的意义与分际。而且这「不足」也并不就是佛教的坏处,那不过是儒家由此以显自己之殊胜而已。因为任何宗教皆有其本分,没有一个宗教能包揽一切的。西方宗教史即表明宗教是被逼着逐步向「从政治方面撤退而归于其本分」的方向走。佛教原不涉这方面,这倒是很干净的。儒家本质上就与这方面有责相干,虽亦显其殊胜,然时至今日,亦形成它的包袱与难题。三教互相观摩,各有短长。这些,若说下去,牵连的太多,真是说来话长。想澹思先生亦不至轻易视之也。当然任何大教俱有其无限的前途。佛教将来如何发展,以何形态出现,这都是未可限量的。佛教如此,儒教亦如此,基督教亦如此。但有一点亦不可不注意,即无论如何发展,任何大教亦必有其基本教义上的范围与限度,不能随便氾滥。这是未来的事,我们现在也不能多所讨论。至于我那段「就宋明儒兴起的机缘而说佛教之不足」的话(不足是不相干的不足,不是相干的不足),是就过去所表现的说,衡之以佛教的基本教义,亦不见得有若何「颟顸」处。在这里,澹思先生不必太紧张。我那几句话也算不得是批评,只是一个一般人所皆能感觉到的事实之指述。没有一个宗教能包揽一切。

  在这里,我想乘机略说我的态度。讲宋明儒学是最易惹起麻烦的。宋明儒学之兴起,他们在当时就是四战之国。他们以宗教肯断的态度来弘扬儒教,所以一方面辟佛老,一方面斥俗学,这当然是要招敌的。这也是以前各宗教所共有的现象。我现在这个讲辞是述往。我说明宋明儒辟佛老,但并不表示我也辟佛老。实在说来,我并不辟佛老,虽然我是儒教的立场。但是儒佛的基本教义与同异却不可不平心来了解。我也说明宋明儒斥俗学,但我却并不斥俗学。我只是就我所见到的来替宋明儒作点厘清辩护的工作,我只是反「反」以洗诬;我承认文学、历史、科学、政治、道德、宗教,都有其独立的领域与价值,但本末不可颠倒,亦不可不辨。宋明儒辟佛老当然不是蛮横无理,也不是宗教狂热的排他。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确见到儒佛间的一些根本差异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儒佛间也的确有差异。他们之辟也只是因见到这不同而维护自己肯定自己而已。这亦如佛教之破外道。我有时要说明他们的辟并非无理由,而常有这样的语句,如:「此其所以辟佛老也。」佛弟子见了这种语句便大不高兴,马上就想到我是在辟佛老。六七年前,忘记在哪一篇短文里,接触到这方面,其中就有那样一句话,因而便惹恼了佛弟子。他们在《海潮音》(卷期已不记)刊载了一段文章(作者及题目悉不记),用尖酸刻薄的话头把我大骂一顿。《海潮音》,他们是按期寄赠我一份的,惟独这一期却不送给我。还是一位学生拿给我看的。过了这一期,他们又按期寄赠。我的修养究竟还不到家,看了后,不免动气。心想五四以来社会上那种刻薄漫骂的恶劣风气,何以竟传染到出家人身上来。(写该文的人究竟是否出家人不得知,但《海潮音》是出家佛弟子办的,故暂如此说。)青年人觉得非要骂回去不可。我说算了,这也无可辨的。若只是为出气,以牙还牙,这是无道理的。修点忍辱波罗蜜吧。那种人也不能代表佛教。又想他们这一期不寄给我,过了这一期又续寄。佛弟子究竟与世俗不同,不像世俗那么不在乎。这样,事情也就淡忘了。我并不因此而起反动。我还是随时注意佛教方面的文献,随时想对佛教的理论教义有更深入而恰当的了解,对于儒佛的同异也随时想要步步深入而期得到一个恰当而尽至的辨别。对于《海潮音》里边弘扬教义的文章,如印顺法师的文章,我几乎每篇都读。我实在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对佛教经论的诠释与理解是超过内学院的。我自信我们对佛教的虚心与了解是超过佛弟子对于儒家的虚心与了解的。同样我们对于基督教的虚心与了解也超过一般基督徒对于儒家的虚心与了解。但是我也常受到从基督徒方面来的诬枉。我看他们的诬枉言论是很少能站得住的。所以我也很少和他们争辩。凡接触到这方面,争辩、护教、排他,是免不了的。而我的语言也不能担保句句皆妥当,招惹麻烦、得罪人,也是免不了的。因为我有我的立场。但我之立场并不像一般信教的立场那样,也不像一般护教的立场那样,乃是觉得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从中国文化的树立与发展上看,这是必然要遭遇到要正视到的问题,也正如宋儒当年之遭遇佛教。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则于西方文化不能不正视:对于科学问题不能不正视,对于政体问题不能不正视,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我是真正在迫切之感中步步把生命贯注到这些方面上,期望畅通中国的文化生命的。因此这十几年来,我们实在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我们不是唯科学主义者,所以宣传科学的人骂我们。我不是一般所谓自由主义者,所以只信自由主义的人骂我们。我们要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说话,所以全盘西化论者骂我们。我们没有一般人的既成的稳定靠山可资凭依: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有基督教作凭依;崇拜科学的人,他们有科学作凭依;只信自由民主的人,他们有英美的自由民主作凭依。所以他们是「天下事大定矣」,只等着吃现成来骂人便是了。而我们却是一无凭依,只是想以生命顶上去,如何能本着儒圣的智慧与道路,来消融这一切,以畅通中国的文化生命。我们处在这时代,也是四战之国,但是却很少与人战,也可以说一无与战。我不觉得,科学、自由民主、道德宗教是互相有碍的。他们凭藉某某以骂我们,其所表现的顽固浅陋与不通,实无理可说,也实在不值得争辩。我们的主要心愿是在畅通中国文化以解除共产主义的魔难,所以对于那些不识大体不知死活的人的诟诋也就看淡了。这些琐碎争闲气的争争吵吵,亲亲怨怨,在「魔难当前」这个严重问题的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处在这魔难的时代,每一个人沉下心去,相观而善,精求理解,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有益的。我常常表示说,从前是儒释道三教相摩荡,现在则当是儒佛耶相摩荡,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问题。儒佛耶俱有其精采,也俱有其限度,同时也俱有其不足处与艰难处。就整个世界说,这些大教所代表的生命道路如不能重新振作与复兴,相与与相契,是无法克服共产主义之魔难的。就中国说,如不能本儒家的智慧以畅通中国文化生命之道路,则其民族生命是无法健康地站立起来的。就基督教说,如果一般基督徒不能切实检点自己的病痛,不能正视尊重儒教与佛教的通透智慧与奥义,光想贬抑人以虚腾自己,则也是决难传到中国来的。

  五十二年七月《人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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