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中国文化的发展

  各位会友,最近几次所讲的,都是顺着王学的路讲下来,完全是关于内圣方面的学问,并且把其中的脉络以及从何而出的毛病指点出来。大体地说,所谓心性之学,它最内部道理大致是这些。这已达到了最高峰。若再向前进,那就难了。所以在明亡以后,风气一变而为向外开,即讲外王,讲经世致用。顾炎武、黄黎洲、王船山、颜习斋、李二曲等都反空疏求致用。后来的考据亦是这个观念的变形。但是清朝三百年对于华族生命挫折太多,歪曲太大,始终未能开得出来,结果只能变成考据。到了民国,讲科学,还是致用,和清时的考据是同一条道路。可是依旧是没有用。这种向外开的事功之所以出不来,最大的毛病,即在其基本精神和本源之学的精神是对立的,因为文化之源生命之源价值之源必须贯通,才能开得出来。

  今天我从历史上纵贯地把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讲一讲,即讲儒家学问三期的发展。使大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三期是大的分期,小的分期不讲。㈠第一期,由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荀子到汉董仲舒造成汉大帝国;㈡第二期,宋明理学;㈢第三期,现在。我们从辩证的发展看,这第三期是综和的形态,是正反合的「合」,是以正消融反的谐和。这种谐和与原始的谐和,形态虽一样,但内容不同。它是再度的谐和,有极高的价值,有空前的成就。如此看来,是必然的来临,是天造地设的非来不可。这即是中华民族的前途。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自黄帝到东汉的二千多年,这一段时间最精彩。因其生命与文化合一(中国通常讲历史都重汉后二千多年)。西人称中国文化在汉前才有文化生命,汉后只有「存在」(existence),不是「实在」(reality)。真正的生命在汉后已枯,所以后二千年的历史,只是一治一乱的重复。(这问题,西人最注意,我们反不注意。)这一治一乱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它是无发展的,只有空间相,无时间相;有空架子,无进步,无论在文学上、艺术上、哲学上、科学上,都见不到什么新的成就。假定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到满清止已亡了,则西人此说还可以说,但是我们还是存在的,则我们的历史之前后两头都是敞开的,民族生命并没有真枯,还是活生生的,所以我们的看法,则和西人的看法不同,却把这后二千多年的历史看活了,认为这是大过渡时期,正如长江之水经过三峡一样,内在于三峡时,弯弯曲曲,来回重复,但一出三峡,则万马奔腾,坦途万里。所以中华民族是大器晚成。我们再看中华民族今天能受得了共产党的大手术,即表示其将来绝对有办法。这是大开大合。我们为什么说这后二千多年是大过渡呢?我们知道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是纯过渡。隋唐之民族生命强,但不与文化生命合一。表面上虽以周孔之教建国,但只是外部文教,只是典章制度,而精神生活、观念意识,则是佛教。(韩愈虽辟佛,并不行。)再在文学上,只有诗,并不能代表理性。(朱熹即看不起唐,认为唐室之家世不纯,因为唐太宗之母,为胡人。)而汉朝则是服从理性原则,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是合一的。唐在学术上只是佛、是诗。诗是代表感情、生命、才华,所以唐代服从生命原则,不服从理性原则。及至宋朝,文化生命归根复命,但其民族生命弱,还是配不起来,而且在学问上偏于内圣,它是分解的偏,而不是构造的综合。它的内圣之偏,是要保持「正」(对「反」)。这时对于过去原始的综合和构造的全体,予以解剖提鍊,将「本」显露,即将极内在的原理透出来,亦即呼唤生命而将「主体」透露出来,这主体即自尧舜以来文化生命最本源的地方。所谓「反」,也是一定的。「反」即「客体」。一定要将主体之光贯彻到客体上去,才能有构造,宋则不然。所以唐宋这两个朝代,各有特质:唐是身力强,宋是心力强,但都不如汉,汉是身力心力皆强。从唐宋之皆有所偏,即可看出这段时期是过渡。明是汉之具体而微,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都强,可以说是很好的时代,似乎是一建构的时期,但它比不过汉,它的三百年非常奇特,其历史非常难讲。它出王学,王学极不平凡。其奇特如佛教之出禅宗。禅宗之特色是从混沌中见规矩。王学仍守理性,宗孔孟,这是大聪明。明之所以有此奇特,须看朱元璋。我们要了解唐、宋、明,首须了解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这三个人物。(了解以前的历史,对每一时代的人物不能不注意,这不是说崇拜英雄,而是说在其权威之下,日子久了,一切都要受其影响。)朱元璋之生命,不顺适调畅,心理变态,杀人很多。三百年整个是乖戾、不平常,当明亡时,虽贩夫走卒,亦能殉国,这很不容易。即以崇祯而论,亦不平凡,其生命亦不顺适调畅。所以明朝这一时代,虽是文化生命与民族生命合一,然从学术政治上说,其形态仍是以前者之继续。故对于我们所向往的而言,仍可说是非建构的,也是过渡。到了现在讲外王,则当是综和的。第一期是原始的综和,第二期宋明理学是正反对立,现在是再度综和。在此再度谐和之下,是消融「对立」而成建构的「合」。如此科学、民主才会出来。我们今天必须反省一下,究竟什么是主体?切不可混杂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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