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就是各民族国家间谐和的大通。必须先承认各民族国家的个性与独立性，然后才能说「大同」。「异中之同」总是一个超越的必然的原理。违背这个原理，那是清一色的同，是大私，而不是大同。大同是越乎「国家」以上的一个理想。这个高尚的理想也必在「天理的人性」中、在「道德的精神实体」之表现上，有它的「超越的根据」。国家是义道表现的充分客观化，它是有限定的集体生活之内拱的形式，所以它是有封域性的。亦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它才是客观精神的成果。客观精神，因为受集团生活的封域性之限定，它不能至大无外。即是说，在其外延上，它不能是一个无限的敞开。它就好像是「立于礼」一句所示之意义。「礼」就是客观精神的表现。而礼之本质的意义就是限定别异。在限定别异中，个体的独立性可以立得起，亦惟因此，才可以保持住个性的尊严。国家就是一个「个体」，集体性的个体。但是各个体间不能不有一种共通的谐和。因为「个体」不但有它内向的自性，而且有它外向的他性。就在这外向的他性所成的复杂关系中，不能不有一个谐和之道。这个谐和之道就是「大同」一理想的超越根据。这个根据也必发自「道德的精神实体」之要求「谐和的综和」上。就在此「谐和的综和」上，「大同」一层的理想才有它的真实性。它不是一个落空的虚幻。不能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各个体的生命也保不住。凡是真实的综和都要根据一个真实的超越原理而成。
在这种一方保持个体性，一方要求世界的谐和性上，天下一家是可能的。道德的精神实体之要求谐和而成为理的相通之精神表现，可以涵着文化的共同纲领、共同理路之实现。在这共同纲领之实现上，黑格尔所谓「上帝实现于人间大地之上」有其意义。这也可以说世界成为一个大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上帝的具形于人间。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示上帝之实现。这个国家就是大同。可是在这种大同内，各个体性的单位仍然不能消灭。一因人的现实生活范围有限，不能没有区域性的组织。二因民族的气质不能全同，而气质又为实现理表现价值之工具，所以虽有理路上的共同纲领，而气质之限定不能消灭，而气质亦不但是「限定」这一消极的意义，精神表现、价值实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亦有赖于气质的不同。因为这两个缘故，表示客观精神的各个体性的国家总不能化除。如果表示「上帝具形于人间」的那个大同，我们不叫它是国家，而叫它是天下，则天下与各个体性的国家所成之局面，就好像春秋时周天子与各诸侯间的关系所成之局面，周天子代表天下，各诸侯代表国家，它们的意义各有不同。两层都是真实的。将来演进中的大同与国家，在本质与内容上，自然不能同于西周。然而这两层的真实性却不能化除。
大同就要以家庭与国家中的精神表现为其丰富的内容。这里边含有道德的精神实体之情的表现、义的表现、仁道的全幅实现（大同所代表的）、人性个性的肯定、理想价值的肯定，自由民主、历史文化的肯定。这些无一可废，中国儒家，以前只从天伦上、个人的道德修养上，讲仁与义，这是不够的。仁与义必须客观化于家庭国家、自由民主、人性个性、理想价值、历史文化，才有它的确定意义、确定范围、确定价值，才能大开大合，作为领导时代的积极原理。共产党拿着一个集团性的、客观的阶级观念来确定它的言论行动的范围，以趋向于毁灭。我们就要拿着家庭国家、自由民主、人性个性、理想价值、历史文化，来确定我们的思想行动的范围，以救住人类，开辟光明。
大家须知，这一切都是共党所要否定的，所以他只成得一个纯否定。他的那个无阶级的社会，也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大同」。然在他黑暗的唯物论里，那大同只是一个大私、毫无内容的一个荒凉的大同、一个不可实践的影子。他不能承认人性个性，他不能肯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他也不能肯定自由民主、理想价值。凡人间所有的一切，他都不能从道德的精神实体之表现上看出善与恶、价值与无价值。他只从他的黑暗的唯物论的观点把一切都否定，把一切都看成是仇敌，都看成是他的冤家，他告诉青年说：这些都是束缚我们的，我们必须冲破它以求解放。他在这种解放的号召上，他引诱青年人好像是把握住一个「普遍性」。他号召青年们献身于这个普遍性，客观化他们的生命于这个普遍性，以为这是伟大的事业、神圣的事业，如是，青年们的浪漫的冲动遂以此普遍性为真正理想的所在，向之而奔驰。殊不知这不是理想，这只是一个影子。那否定一切而显示的那个「普遍性」是一个「虚无」，不是真正的普遍性。献身于这个虚无，不是真正的客观化其生命，只是阳焰迷鹿、灯蛾扑火。真正的普遍性必须带着个体性的肯定才有它的意义。人必须透视到普遍性，必须客观化他的生命，才能说精神表现。但这必须跟〔着〕「道德的精神实体」之表现来，必须跟着肯定人性个性、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自由民主、理想价值来，这是我们的路向。在这艰难困苦、人类遭浩劫的时代，任何人必须把握这个路向才能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人。